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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主角没有说话的采访稿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06:55 来源:未知

  若论起非虚构写作的翘楚,有一个谁都无法避开的名字——盖伊·特立斯。这位美国知名的记者、作家,曾任职于《纽约时报》十年,并长期为《纽约客》《时尚先生》等美国一线杂志撰稿。

  他被誉为“新新闻主义之父”,创造性地在纪实书写中引入了文学技巧,致力于“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”,全世界特稿记者都视其为新闻书写的典范。

  在他笔下,没有失败者、小人物、零余人,所有人都是主角般的待遇、一切都鲜活无比。而他受《时尚先生》之邀采写的特稿《弗兰克·辛纳屈感冒了》是新新闻风格的代表性作品,被誉为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书写”、“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杂志文章之一”、“《时尚先生》刊登过的最好文章”,并收录进“企鹅现代经典”。弗兰克·辛纳屈是美国20世纪的最出名的歌手,被誉为美国歌王,也是经典电影《十一罗汉》《谍网》的主演。在20世纪的美国演艺圈,他是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,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和奥斯卡金像奖,并于1985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。1965年,盖伊·特立斯离开《纽约时报》,开始了新工作:以每篇15000美元的价格,在一年内为《时尚先生》杂志供稿6篇。而这其中,就有《弗兰克·辛纳屈感冒了》一文。

  这篇人物特稿的独特之处就在于,特立斯并没有采访到弗兰克·辛纳屈。就在特立斯飞抵洛杉矶准备采访之时,辛纳屈改变了主意,不肯接受采访。

  在酒吧的黑暗角落里,弗兰克·辛纳屈,一手拿波旁酒,一手夹着烟,站在两个金发女郎中间。这两个女郎都很迷人,但已不年轻了,她们等着他上前搭讪。但他什么也没做,整个傍晚的大部分时间,他都安静地自己待着。在贝弗利山庄这家私人俱乐部里,他看起来显得更加疏离。

  他曾经拥有一切,又失去所有,再把它们重新夺回,绝不让任何事情阻碍他的前进道路。他做出了几乎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情:他把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,离开了家庭,和从前所熟悉的一切决裂。他从未感到身心已老;他也能让其他老人感到自己仍旧年轻,使他们认为,凡是辛纳屈能做的事情,自己也一定能行。虽然他们自己并非一定能做到,但有一个50岁的男人能做到,那也不错。

  同往常一样,他穿戴十分整洁:一件带马甲的淡灰色礼服,外表很普通,里面却用华丽的丝绸装饰;那双英国牌子的鞋似乎连鞋底也擦得锃亮。他戴着黑色假发,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。他一共有60套这样的假发。

  他在辛纳屈办公的宾馆套房边占据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。他总是无休止地寻找一些能够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,使辛纳屈能在其中担任主角。不论何时,只要辛纳屈与一些陌生人在一起,他就感到不安,因为他知道辛纳屈总会激起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——有些男人会变得躁动好斗,有些女人会变得放荡,还有些人则站在一旁,带着怀疑的态度对他品头论足,整个场面会只因有辛纳屈的存在而让人陶醉。

  那天晚上,几十人围在酒吧的外边。在这些人中,一些是辛纳屈刚交的朋友,一些是老熟人,也有一些是他所不认识的。他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,向辛纳屈表达他们的敬意。

  那天晚上,他们都站在吉利酒吧外,无法进到里面。一些人走了,但大多数仍留在那儿,希望能从那些吧台前酒过三巡的男人们中挤过去,透过人缝看上辛纳屈一眼。他们追求的全部就是一睹辛纳屈的风采。他们透过烟雾,静静地注视着辛纳屈;这样盯上一段时间后,转身挤出酒吧就回家了。

  那些和辛纳屈离得很近的人也没去和他握手,他们只是拍拍辛纳屈的肩膀或胳膊,或者只是站在跟前,等待辛纳屈挥手示意或叫出自己的名字

  辛纳屈总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。圣诞节时,他会亲自为亲朋好友买很多礼物。他能记得每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珠宝,喜欢什么样的颜色,衬衫或裙子的尺寸。当得知一位音乐界的朋友在洛杉矶的泥石流中失去了家园和妻子时,他亲自前去,为他找到一所房子,并把医院里保险公司未付的账单全部付清,还亲自监督新房子的装修、布置,就连换银器、桌布、床单,买新衣服这类琐碎的事也要亲自过问。

  但是,就是这样一位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辛纳屈,却也会因随从做了一点点不对的事就暴跳如雷。比如谁给他拿来带番茄酱的腊肠——这是他十分讨厌的吃法——他就会朝那人扔瓶子,把番茄酱泼得他满身都是。大多数在辛纳屈身边工作的人都长得高大魁梧,但这并没有阻碍或抑制他在疯狂时的冲动。这些人永远不会对辛纳屈有丝毫的反抗,因为他是家长。

  台球室中充满了球体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响声。这里大约有一群旁观者,大多是年轻人,他们正在观看李奥·迪罗谢和两个年轻人打球。来这家私人俱乐部的大都是一些演员、导演、作家和模特,几乎都比辛纳屈和迪罗谢年轻很多,穿戴也随便。许多年轻女士都留着蓬松的披肩发,穿着勾勒出浑圆臀部的紧身裤和高档的毛衣;一些男士穿着蓝色或绿色的高领丝制衬衫、窄腿紧身裤和意大利懒汉鞋。

  从辛纳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,他并不喜欢台球室中这些人的风格。他靠在墙边的高脚凳上,右手拿着杯酒,一言不发,看着迪罗谢把撞球打得滚来滚去。这里的年轻人都已习惯于看见辛纳屈在这个俱乐部中出现,并没有对他显出特别的恭敬,当然他们也没说什么冒犯的话。他们当中最酷的似乎是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,穿着宽松的褐色条纹裤、苏格兰雪兰羊毛衣、黄褐色皮夹克和一双皮靴。这双靴子花掉了60美元。

  在感冒之前,辛纳屈对能录制这部片子感到激动和兴奋,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,不仅可以引起那些喜欢的观众的兴趣,而且可以向那些摇滚歌手展示自己的天赋——在某种意义上,他在向披头士乐队宣战。马奥尼的公司为媒体准备的推介材料也强调了这一点,上面写道:“如果你已厌倦了那些留着一头可以藏下一筐甜瓜的长发年轻歌手……请快来欣赏电视片——《辛纳屈和他的音乐》,这部片子的音乐价值会让您耳目一新……”

  辛纳屈走了进来。他的脸色苍白,蓝色的眼睛上似乎蒙着一层雾。他的感冒还没好,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唱,因为日程安排得很紧,而且他已花了上万美元雇用管弦乐队、各类技术人员,并租用了录影棚。他路过控制室,去排练室试嗓时,发现录制大厅中的管弦乐队和舞台的距离不够近,没有达到他特意提出的要求。对此他紧闭双唇,显然很烦躁。过了一会,从排练室中传出辛纳屈摔小提琴的声音,还有他的琴师比尔·米勒的声音。比尔·米勒柔声安慰他道:“尽量别生气,弗兰克。”

  几分钟后,唱完了《如果没有歌》,辛纳屈就照着摄像机旁的一块纸板,开始念他的开场白。当这一切完毕后,他就要对着摄像机正式拍摄。

  “你是否想过,如果没有歌声,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?”这一次辛纳屈一直念了下去,没有间断。之后,他又试唱了几首歌。这期间,某个乐器的音调不合他意,又间断了一两次。过一会儿他的嗓子会怎样还很难说,这只是片子的开始。然而,到目前为止,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,尤其是当辛纳屈唱那首流行的伤感老歌时。

  辛纳屈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,这是他过去常坐乐队巴士长途跋涉巡回演出时练就的本领。他那时也学会了穿礼服时捏住裤子背后的裤缝,反折好上衣,安稳地睡觉而不让衣服起皱。但他现在不再坐巴士了。

  尽管幼年时女儿南希曾对父亲总睡沙发而不照顾她感到不满,但后来她渐渐明白了,沙发是世界上仅剩的几个能给她父亲点隐私的地方。

  在那里,他可以静静地一个人待一会儿,他那张谁都认识的脸不会被注意或引起骚动。她也明白,她的父亲再也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了:他的童年在孤独中度过,并一路希望引人瞩目,但成名以后,却再也不能一个人随意生活了。

  辛纳屈的父亲,马丁·辛纳屈是西西里人,出生在卡塔尼亚。他面色红润,长着一对蓝色小眼睛。那个年代,那种地方,爱尔兰人统治着城市生活的底层。大多数在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和西西里人都很贫穷,没受过什么教育;他们不能加入由爱尔兰人控制的建筑工会,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尔兰的、牧师和家的压迫。

  在鼎盛时期,多莉凭借娴熟的社交手段与新泽西州北部的党核心人物巧妙地周旋,很快地成为霍博肯第三选区的“凯瑟琳·德·美第奇”;每当选举时,她总能为竞选者从周围的意大利人那里拉到600多张选票,那里是她的权力的坚强后盾。有一次她告诉一位政客,她想使她的丈夫成为霍博肯的一员。这位官员告诉她说:“多莉,现在没有空缺。”多莉怒斥道:“那就弄一个出来!”

  1915年12月12日,小辛纳屈出生的时候,由于多莉难产,他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辛纳屈刚一落地,就带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——脖子左侧的几块伤疤,这是那个笨拙的医生用产钳留下的。辛纳屈一直没有动手术去掩盖它们。

  多莉·辛纳屈不像其他意大利母亲一样,只要自己的孩子听话、能吃,就好。她对孩子的要求很多,而且很苛刻。她曾梦想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。

  一天晚上,她看见儿子的卧室墙上挂着宾·克罗斯比的相片,并得知他想成为一名歌手时,气得把一只鞋砸向了儿子身上。最后,当她发现自己不能阻止他时只好说“他很像我”,并鼓励他唱歌了。

  尽管那次他在“乡村小屋”俱乐部几乎唱了整整一夜,但第二天仍在纽约广播电台无偿地演唱了很多歌,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后来,他在哈里·詹姆斯的乐队做歌手,并于1939 年在那里录制了他的第一首流行歌曲——《全部或全无》。他慢慢开始喜欢詹姆斯和乐队的其他成员,但当他收到汤米·多尔西的邀请,希望他加入他那支几乎是全国最好的乐队时,他欣然接受了。在那里,他每周可收入135美元;更重要的是,汤米知道怎样去包装一个歌手。

  辛纳屈在离开詹姆斯乐队时非常伤心,在乐队度过的最后一夜令他至今难忘,以至于20 年后辛纳屈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。他向一位朋友讲道:“大约在零点左右,乐队的其他伙伴都上了车,我向他们一一告别。车开了,记得当时下着雪,我独自一个人背着行李,站在雪中,看着汽车尾灯在视线中慢慢消失。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,并向汽车追了过去。我非常留恋乐队里那种充满活力的氛围,真舍不得离开它……”

  最近,辛纳屈建议她来曼哈顿时住在他在曼哈顿东河旁东72街的公寓里。虽然这里是纽约市的一个很富有的地区,但在他住的街区却有一个小工厂。多莉抓住这个把柄,对她的儿子进行报复,因为辛纳屈曾把他在霍博肯的童年描述得令她很不高兴。

  辛纳屈的所有工作人员,无论是在这座城市,还是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,也都做着同一件事。辛纳屈的律师米尔顿· A. 鲁丁叼着烟,带着律师特有的警觉,正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盯着电视。其他人还有布拉德·德克斯特、吉姆·马奥尼、埃德·普奇、辛纳屈的化妆师“短枪”布里顿、纽约代理人亨利·吉内、服装设计师理查德·卡罗尔、保险经纪人约翰·利利、贴身仆人乔治·雅各布斯—— 一个潇洒的黑人。那时他正在他的公寓里款待女孩子们,唱机里播放着雷·查尔斯的唱片。

  节目刚一结束,电话铃就响彻了整个辛纳屈的圈子,他们互相表达喜悦之情,都如释重负。酒吧老板吉利从纽约发来了电报,上面写道:“我们统治了世界!”

  他总是问他的密友:“你的小鸟怎样了?”;一次他几乎在夏威夷溺死,后来他解释道:“只是我的小鸟沾了点儿水”;他的一个演员朋友迪克· 巴卡恩家中挂着他手握一瓶威士忌的巨幅照片,下面写着这样的一句话:“喝,迪克!酒对你的小鸟有好处。”他有时会篡改一首名叫《与我一起飞翔》的歌的歌词:“说出那些话语吧,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小鸟去阿卡普尔科海湾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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